时评：警惕“规范”的形式主义

        这些年，一些地方发生了这样那样的重大事故，其背后都有形式主义作祟。对此，人们不禁提出这样的疑问：为什么形式主义屡禁不止为什么搞形式主义的人能屡屡得手？一个重要原因是形式主义在一些地方已经“规范化”了。
        形式主义“规范化”，就是将弄虚作假的规矩转变为标准、规范的状态。那些本来上不得台面，甚至难以启齿的形式主义的东西，经过乔装打扮，在许多地方运行自如。干部群众甚至领导部门，明知道他们在搞形式主义，但面对“这是按规定办的”的申辩，往往也无可奈何。
        任何事物只有通过一定的形式才能表现出来，但形式总是服务于内容的。将形式演变成“主义”，进而“规范化”，不仅反映了形式主义顽固的一面，同时也反映了它的狡猾。 
        形式主义“规范化”实质是滑吏作风的体现。古代有些官员不为百姓办事，当官做老爷，而又善于察言观色、八面玲珑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欺下瞒上，史称其为“滑吏”。什么人搞形式主义？老百姓是不愿搞的，那样他们会饿肚子，会劳民伤财；士兵是不愿意搞的，那样他们会打败仗，甚至于会掉脑袋。当形式主义“规范化”了，做表面文章，搞形象工程的技巧被某些人当成了经验、演变成规则之时，那些干活不下力气，甚至不干正事的人，往往就能平步青云。 
        形式主义“规范化”的要害在于“化”，造成的弊害具有一定的持久性。“规范化”的形式主义是权力运行中的一个痼疾，要害是“以我为中心，以名利为半径”的极端个人主义，具有很强的潜行性和持久性。正如有人形容的那样：无形无踪，却又无所不在；无名无分，却又无可动摇；逆情悖理，却又通行无阻。形式主义一旦“规范化”，从一定意义上讲，是一种没有写入文件的“潜制度”。它干扰和破坏各项工作和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，侵害党、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。在那些形式主义规则“化”得很牢固的地方，必然会纪律松弛，许多干部变质，从而使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执行中走样，或者变成毫无内容的口号和过场，最终误党误国、害民害己。 
        “规范化”的形式主义，是需要适合的“生存环境”的。因此，解决这个问题还需从环境上着手。在软环境上，就是通过加强党的作风建设，不断提高对于形式主义的顽固性、危害性的认识。特别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，建立科学完善的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，使形式主义失去“规范”的空间。在硬环境上，对搞形式主义并造成重大危害和损失的，严格按照党纪政纪查处。触犯刑法的，严肃追究刑事责任。唯有如此，对形式主义才能锤之有力，治之有道，铲之有术。（顾伯冲）

时评：铁路春运不涨价为公共服务部门开了个好头

        新华网太原1月11日电 (记者王炤坤、李志勇) 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10日透露，2007年铁路春运各类旅客列车票价一律不上浮，以后春运也将不再实行票价上浮制度。这一消息一经公布，立即赢得各地群众叫好声一片。 
        人们为之击掌叫好，是因为这个票价政策实行后将会使亿万旅客直接受益；更是因为铁道部在公共服务的巨大“利益蛋糕”上面，主动切自己部门和行业利益一刀，让利给百姓群众，让利于民生和谐。 
        过去几年，每到春运，铁路火车票就要上浮票价。许多人每到春运高峰，就主动选择避峰出行或者其他交通工具，但有几个最大的群体却无可奈何：一个是上亿人的农民工群体，一个是成千上万的大学生群体，一个是普通工薪阶层。他们在长途回家时，大多数人只能日夜排队苦等“挤火车”。火车票价上浮，的确给普通群众和困难人群增加了回家团聚的成本。 
        “一年只这一次，多花就多花点吧，谁让咱中国人多呢！”在火车上，常常可以听到群众这样的议论。这种“民声”透出了无奈和酸涩，也道出了百姓的殷殷期望。 
        这次，铁道部做出了顺应民意的决策。做出这样的决策，是铁路部门自我加压。铁道部发言人称，2007年客流高峰将超过历年春运，目前铁路运输能力仍很紧张，但他表示，铁路部门将克服困难，全力挖潜扩能、精心组织调度，努力为旅客过一个愉快祥和的春节创造较好的旅行环境。 
        相形之下，有些事关民生的公共事业、服务部门就听不到这样的“民声”，或者是听到了也装聋作哑。一遇成本上升，不是先考虑加强管理、自我消化成本，而是发个公告就涨价，开个收据就收费。还有些部门，虽然也开听证会，但专拣有利于本部门的意见听取，来自广大群众的不同意见很少采纳。这些公共部门的行为，大大增加了民生和谐的成本。 
        铁道部此举，应当引起所有公共服务部门决策层深思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，本部门、本行业应当做出什么样的选择？是让老百姓为本部门的“超额利润”或“成本上升”掏钱埋单呢，还是本部门勇于舍弃部分利益，主动加强管理消化成本，勇于为民生和谐成本而埋单呢？答案不言自明。

新华时评：季羡林“摘冠”是一面镜子

       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(记者赵鹏、周慧敏)　北大教授季羡林先生在最近出版的《病榻杂记》中称，他希望摘去民间封给他的“国学大师”“学界泰斗”和“国宝”三顶桂冠，还自己“一个自由自在身”。此事引发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议论。这种现象，既是出于人们对季先生高尚学术品格的钦佩，也是公众对当前充斥于学术界的一股追慕虚名、浮躁功利风气的不满，更是全社会对纯净学术环境、讲求学术品格的深切呼唤。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 以季先生的学术造诣，民间封之“国学大师”等称号可谓实至名归，季先生却三呼“摘冠”，意味深长。当前的学术界，不少人为自己能“加冠”奔走呼号。为了求得这样那样的“桂冠”，学术造假者有之，道德失范者有之，不务正业热衷做官者有之。风气弥漫所至，玷污了学术殿堂的圣洁，侵蚀着学术界的肌体，毒化着社会道德和风气，引起了公众和大多数学者的深切忧虑和强烈不满。 
        学术成果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。对那些以自己的辛勤钻研造福社会的学者，社会理应给予相应的回报。但那种不择手段地追逐名利，不曾付出艰辛的研究和探索却想靠投机取巧博得种种好处的行为，是学术道德和品格的沦丧。当一个学者整日抛头露面风光无限，忙于在这“讲座”那“论坛”之间飞来飞去，他有什么时间和沉静之心研究学问呢？他能够给社会奉献什么样的研究成果呢？特别是某些“著名学者”，头上顶着这“家”那“家”的重重光环，肩上扛着这样那样的官衔品序，满足于级别职称带来的种种荣耀和应酬之中，端酒杯的时间多于端燃烧杯，这样的学者除了吃吃老本，还能拿得出什么像样的学术成果呢？ 
        一位学者说得好，学术的本质是追求真理，任由追名逐利的行为在学术界泛滥，就会蒙住学术那一双双发现真理的眼睛，学术界推动社会进步的价值也就丧失了。抨击和遏制贪图虚名的不正之风，实为学术界当务之急。 
        学术界不能潜心于学问，浮躁之风盛行，与留存于高校和科研机构严重的“官本位”氛围和机制密切相关。院士相当于副部级、教授相当于副厅级，如此等等拿行政职级衡量专家学者水平的管理机制，驱使学者们往往想方设法捞名誉，挖空心思争头衔。这样一种机制和环境，本身就是对不良学术风气的鼓励和怂恿。 
        “总上电视的科学家，他的科学生涯就快结束了。”发明了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王选教授生前说过的这句话，与季羡林先生大呼摘掉“三顶桂冠”其实异曲同工。愿学术界能够因他们的言行而有所触动，洗掉虚华浮躁的泡沫，像季先生那样“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”，踏踏实实搞学问，为国家和民族奉上真正的研究成果。

新华时评：严禁利用交通执法创收

        新华网北京1月12日电 （记者徐兆荣） 武汉市人大代表倪体洲、高训禧提出，交通执法的目的是为了引导市民遵守交通规则，维护交通秩序，应以批评教育为主，处罚为辅，不能以罚代管，把罚款当作创收手段。问题提得很好，也很及时、很有针对性，但记者认为还不够，还应当把利用交通执法创收问题上升到“严禁”的层面上。 
        包括“交通罚款”在内的任何一种行政执法的处罚，其目的只能是教育违规违法者遵纪守法，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。而现在的交通执法，由于有“罚没款返还”机制存在，实际上变成了交管部门创收的手段，成了部门谋取利益的工具，执法本应有的目的能否达到，则很少有人在意了。如果所有的行政执法都像交通执法这样把“罚款”当作目标，我们的社会岂不是要各种罚款满天飞？ 
        包括交警在内的各种行政单位的办公经费都是财政支付的，其工作人员的收入都是由包括机动车驾驶员在内的公民纳税提供的，说办公经费不足，还能博得人们的同情，但要把行政执法罚款与行政人员收入挂起钩来，就让人无法认同了。 
        一个800万人口的武汉市，一年就有超过100多万笔、金额达1.5亿元的交通罚款，像北京这样规模更大、机动车更多的城市，一年又该有多少交通罚款呢？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是，记者询问周围开过汽车的人，竟然无人能幸免于交通罚款！罚款面如此之大，这样的执法行为难道不值得我们重新打量么？ 
        武汉市人大代表的意见和建议提醒我们注意，还有多少像交通罚款一样的行政执法不合情理，还提醒我们应该查一查这类执法的“成果”都用于何方？对此，老百姓有权知道。
        科学发展共建和谐：树立中国人管理创新的信心

无形的智慧风暴，触动着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敏感的神经中枢

        全球的目光投向中国的发展，中国的发展将目光投向创新。
        北京市中关村东路55号，很少有人留意这样一个安静的角落。这里酝酿着的是一场场无形的智慧风暴，风起云涌之间，触动整个中国经济、社会发展敏感的神经中枢。 
        走进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研究院，走进中国科学院管理、决策与信息系统重点实验室，数十盏红灯、黄灯、绿灯在屏幕上闪烁，上百项关键参数随时监测着宏观经济运行中潜在的风险。 
        另一个平台上，神经元网络技术支撑的外汇汇率预测系统，发布着美元、欧元等6种主要货币1—5天后的汇率。“这是目前全球最好的汇率预测系统。”实验室主任汪寿阳说，“世界上有30多家顶级金融机构从事着同样的工作，但我们的预测误差是最小的。” 
        陈锡康研究员的办公室里，2007年全国粮食、油料、棉花产量的预测工作正在紧张进行。24年来，利用一套全新的方法，这项预测的平均误差保持在１．９％以下，为我国的粮食安全和经济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。无论是在美国、欧洲，还是在澳大利亚，还没有任何人能把一个农业大国的产量预测做到如此精度。 
        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、2006年的出口退税率调整、针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、谋求大宗商品市场定价国际话语权……在一系列重大经济政策出台的过程中，这个实验室都以它精确而详实的数据，为中央的决策提供参考。仅2006年，温家宝总理对实验室政策报告的批示就有6次。 
       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，提高社会管理水平，“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中，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管理科学的支撑，需要管理科学的创新与繁荣。”国务委员陈至立的这段讲话给汪寿阳留下了深刻印象。“这让我想起现代管理学开创者德鲁克的一句名言。他说，福特汽车生产流水线的出现，这项管理上的创新，完全可以与蒸汽机的发明相媲美。” 

“我们的创新，是在解决国计民生问题的实践中闯出来的” 

        为什么中国管理科学创新的桥头堡，会出现在以自然科学研究见长的中国科学院？为什么一个30多名研究人员的实验室，一年在国际重要期刊上发表的论文，会占到全国管理科学领域总量的1／3？ 
        “学科交叉、科学理性、务求实证，是我们的三大法宝。”年轻的实验室副主任杨晓光说，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在中科院留下的“三三三”传统，即1／3的人搞基础研究，1／3的人搞工程技术，1／3的人研究社会科学，至今仍影响着实验室的发展。 
        以陈锡康研究员的粮食产量预测为例，国外此前采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，一是气象预测法，一是遥感预测法。“这两种方法，究其本质，都是纯粹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，误差达7％—10％。陈锡康的方法为什么那么准？因为他考虑了投入产出之间的内在关系，研究的维度从自然界拓展到了人的经济活动、社会活动、心理状态。”杨晓光说，就连投入产出技术的发明人里昂惕夫也认为，这种创新是开拓性的。 
        在常人看来，经济预测就是设计数学模型。“这是一种误解。”汪寿阳说，陈锡康领衔的预测小组，每年要花大量的时间到农民家里去，了解他们的想法和做法。“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数学模型，能够机械而精确地模拟千变万化的经济活动。更不要指望从西方搬一个什么模型过来，代入中国的数据就能出成果。” 
        实验室的“中国质量管理之父”刘源张院士已经82岁了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一年要花8个月去企业，亲身参与质量管理的全过程。直到今天，他每年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是在企业度过的。实验室的很多成员，经常“泡”在国家经济、金融中枢部门。“我们的创新，是在解决国计民生问题的实践中，真刀真枪闯出来的。”汪寿阳说。

“把中国的问题研究透了，你就有机会获诺贝尔奖” 

        “制度创新、技术创新、管理创新，每一种创新都有三个层面，即原始创新、集成创新、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。”刘源张院士认为，管理学与创新息息相关。做好了对创新的管理，管理的创新也就水到渠成。 
        尽管在学科前沿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，尽管高质量论文的数量在国内鹤立鸡群，但高校和研究机构中普遍存在的“论文主义”，在这里没有市场。在汪寿阳和他的同事们看来，虽然管理科学的前沿，已经离人们日常直观的印象越来越远，但它所研究的对象，永远也不能脱离质量、效率、价格、收益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。 
        面对脱离现实、花哨的数学运作和无意义的结论，面对管理学界病态的自我欣赏和浮躁吹嘘，刘源张等人疾呼，中国管理学首先要脚踏实地，真正研究、透彻认识和妥善解决中国的管理问题。 
        时常有研究机构用高薪来挖实验室的业务骨干，但离开的人很少，“我们习惯了这里的文化氛围。”打印纸两面用，三层楼以下不坐电梯，打私人电话用自己的电话卡，楼道里那些穿皮鞋不穿袜子、到电影院门口等退票的老先生，都是世界闻名的学术泰斗……这些朴实而草根的文化性格，不仅影响着年轻一代的行为举止，更影响了他们的学术风格。 
        “把中国的问题研究透了，你就有机会获诺贝尔奖。”这已不再是一句空话。国际运筹学会三年才评一次的运筹进展一等奖，已经两次花落这家实验室。曾任国际投入产出学会主席的普朗斯金教授连续8年来，每个暑期都要带着1—2个副教授、三四个博士生到这里来，与中国同行进行合作。实验室开创的一些新的方向，吸引着国际上不少学者在跟踪研究。 
        “你们以及你们周围的志同道合者，是否已经形成了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？”面对这个问题，汪寿阳略有沉吟，“我们还达不到这样的程度。但我们有一个目标，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，树立起中国人管理科学创新研究的信心。”（记者 杨健）

新华时评：别让高门槛挡住大学生创业路

        新华网广州1月14日电（记者郑天虹 张琴）随着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，“创业”现已成为大学生中的热门话题。尽管国家对大学生创业出台了若干优惠政策，但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，由于政策不落实，大学生喊“创业难”的声音不绝于耳，许多大学生对自主创业仍然是“敢想不敢为”。 
        据统计，国外大学毕业生创业人数占毕业生总数的比例最高可达30％，在我国，这个比例尚不足1％。而且，近几年，大学生选择自主创业的比例逐年下降。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？记者了解到，原因之一是政策落实不到位，导致大学生创业积极性被一再挫伤。 
        大学生创业，最难莫过于资金支持。虽然政策规定，大学生创业可向银行申请小额贷款，但银行大都不愿意贷款给这些规模小、风险大、还贷能力弱的企业，一套程序下来左查右查，最后很可能不了了之，现实中真正贷到款的大学生寥寥无几。有位大学生对记者说：“申请贷款，没有过硬的关系和背景别想指望得上。”大多数大学生只能从现有的人际关系圈中借钱，但数量微薄，难以为继。同时，在风险投资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，大学生即使有好的创业点子或项目，却无处推销，引资无门。 
        不仅筹资难，注册也难。中山大学毕业生小莫和同宿舍的6个同学打算毕业后开一家网络公司，但工商部门的注册条件是：必须有正规办公场所和10万元注册资金。而广州的写字楼一般每套面积都在80平方米左右，平均月租金6000元，一个月要花上万元维持公司运作，如此高的门槛让他们一筹莫展。 
        税收优惠政策更是似有却无。有的大学生说，光审批和前期手续就跑了近3个月，要享受到减免税优惠，花的时间更长，需要的手续更多。 
        虽然并不是所有大学生都适合创业，但是有志于创业的大学生是值得鼓励的，他们的创业可以缓解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，把大学生从求职者变成岗位创造者；而鼓励大学生创业，又有利于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尊重创业、积极创业的良好氛围。 
        要鼓励大学生投身创业之路，关键是认真落实国家政策。各地可尝试建立大学生创业基地或创业园区，为创业者减少初期的成本支出。相关部门还应畅通创业融资渠道，落实税收优惠政策，降低大学生办企业的注册门槛。同时，社会组织应和高校联手，加强大学生创业指导，构建创业跟踪服务平台，为大学生创业提供坚实支持。

坚决刹住层层下达招商指标这股风

        新华网合肥1月12日电(记者王圣志)安徽阜南县委、县政府向县直机关和乡镇下达招商引资任务，并对未完成任务的单位负责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。县安监局局长因未完成任务，并被指存在虚报业绩被停职，受到行政记过、党内警告处分；县市容局局长因第三季度“零进度”，被就地免职，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。
        最近，这起“逼官招商”事件，受到了上级部门的严肃查处，阜南县的错误做法得到了纠正，有关责任人受到追究。 
        近年来，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快出成果，凸显政绩，大搞全员发动、全民招商，层层下达招商引资指标，可谓“千斤重担众人挑，人人头上有指标”。不仅经济部门有之，非经济部门也有之；行政部门有之，政法部门也有之；机关干部有之，乡镇的教师、医生，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也有之。这些硬指标与目标考核、评先创优、工资福利、奖惩待遇、提拔任用相挂钩，完不成的轻则被诫勉谈话、通报批评，重则被扣发工资奖金，受到行政纪律处罚。 
        党中央、国务院明确要求“禁止各级政府层层分解并考核招商引资指标”，但一些地方却置若罔闻，公然违反，屡禁不止。这表明这些地方对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不力，而且不能做到令行禁止。 
        政府部门层层下达招商引资指标，这与科学发展观、转变政府职能和加强效能建设的要求背道而驰。在以招商引资成果论英雄的考核机制下，政府部门放下本职工作去招商，不仅扭曲了政府职能，甚至造成经济畸形发展的恶果。 
        在传统的发展观念和政绩观念影响下，一些地方片面强调速度而忽视质量，片面地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进步；在评价和衡量一个地方的工作实绩时，往往仅用经济增长这一标尺；在推动各项工作时，往往采取分指标、压任务、搞奖惩的传统做法。这些陈旧的思维方式和工作定式，已经阻碍了这些地方的经济社会健康发展。 
        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，转变发展观念、调整发展思路。凡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精神要求的条文规定和做法，必须坚决予以清理和纠正。要坚决刹住层层下达招商指标这股风！

治理腐败窝案的关键还是制约权力

        新年的喜庆气氛还未散尽，便传来了已经退休一年半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原局长郑筱萸被“双规”的消息。这个消息并不让人意外，因为在此之前，已有多名原国家药监局高官落马。伴随着一些重大药品安全事故，药监部门在药品及医疗器械审批、注册等方面的诸多问题，也早已显露。不过，要说人们一点儿不吃惊也不正常，公众最大的惊讶就是：药监系统组建未久，腐败的速度为什么如此之快？ 
        当初国家组建药监局的必要性一目了然：和国际接轨；顺应医药分家的医药体制改革方向；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用药安全有效。与之相对应的一些措施，如省以下药监部门垂直管理等等，都是为了确保这些目标的实现而出台的。然而现在看来，药监系统几年来运作的结果却明显不尽如人意，有的甚至与初衷相背离。“播下龙种收获跳蚤”，失望之余，公众中间甚至出现了否定医药体制改革的声音，要求重回过去医药不分的旧体制中去。公众的情绪可以理解，但坦率地说，重回旧路未必就是坦途，因为医药分家势在必行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即使重回旧体制，也未必就能解决腐败问题。 
        国家药监局因组建未久，发生腐败窝案难免会特别让人关注。但究其实，国家药监局部分官员的腐败一点儿“新意”也没有，利用注册审批也好，在推行标准认证过程中谋利也罢，无非都是“权力寻租”。说到底，新部门遇到的其实还是“怎样制约权力”的老问题。 
        “权力产生腐败，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”，西哲之言如今已是常识。我们也早就明白，只有包括法律在内的良好制度，才是制约权力的最有力武器。那么在国家药监局，是否就没有规范用权的种种制度呢？答案当然是否定的，且不说中纪委在国家药监局专门派驻有纪检组长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、制度等等在药监局机关不用说也是非常健全的，就是郑筱萸，记得2005年“两会”期间也说过，“药品的审批是非常严格的……审批药品不是一人说了算，而是有着严格的程序”。然而事实呢？1月8日《第一财经日报》披露此案时说：“关于这些补审品种的审批问题，当时并没有在国家药监局党组会议上进行讨论，而是由郑筱萸和曹文庄二人直接拍板决定”，看来，名义上的“不是一人说了算”，事实上却是“一人说了算”，而且“一人说了算”这么久。 
        怎样才能真正做到有效制约权力？同一报道中的另一段话颇堪玩味，“知情人士介绍，郑筱萸包庇郝和平、曹文庄等人，在国家药监局内部早有非议。在郑筱萸退休之前，便有民主党派人士屡次向其反映郝和平的贪污受贿问题，但郑筱萸一直并未作出反应。”看来，即使是在郑筱萸大权独揽的时候，药监局内部也并非完全没有制约他的力量。然而从结果看，这一力量太过弱小，大权独揽者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为什么大权独揽者会如此轻视这样一股力量？怎样才能让这样一股力量上升至权力拥有者不敢轻忽的地步？也许这才是我们思考郑筱萸腐败一案最应该着力的地方。（黄波）

时评：“数字”与忠诚

        岁末年初，各种总结、统计变得多了起来。“成绩单”如何填？数字如何写？是实事求是地报真数，还是虚报浮夸写假数？这本不成问题的问题，却让一些人伤透脑筋。 
        个别单位和部门，“出假数”由来已久，虚虚实实，花样繁多。比如，为了“提高平均数”，便千方百计缩小“分母”，扩大“分子”，用“平均数”掩盖“大多数”。有的在年终报数字时，则是东张西望，环顾左右而报之。更有甚者，任意在数字后面加零，随心所欲地移动小数点位置……
        一位统计干部说，“领导不追求政绩，数字不会出假”。在数字上做假，大多缘于一种政绩冲动，受着“数字出干部”的影响。正像人们所说“苦干不如汇报，实干不如虚报”。
        把关系国计民生的统计、总结数字，当成了随意揉搓的泥团，想怎么填就怎么填。这样做，不仅直接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，也给决策提供了错误信息。究其原因，则主要是政绩评价标准的单一化，有的甚至简化为一味地以数字多少论政绩的大小。考察评价干部，简单地听听汇报，看看材料，把干部政绩与几个统计数字和指标画等号，致使干部“荣辱升降，系于一数”。正所谓“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”。为了迎合上级的“口味”，显示自己的政绩，有的人便在数字上做起了文章。
        单凭数字，其实也不能衡量干部的政绩。评价政绩，要看具体情况，分清环境与条件的制约作用。一般地说，付出同样努力的干部，由于客观环境条件差别较大，其工作的成效也会不同，有的甚至二三年看不出多大的变化。更有甚者，为显政绩而急功近利，杀鸡取卵，竭泽而渔，使后任工作陷入被动。有的则不抓基础工作，有的只顾局部利益。这样得出的数字，即使很真实，是实在的成绩，却更令人心忧。那种“数字加政绩”的简单评价办法，应当摒弃。我们应加快建立科学的政绩评价体系。
        而对于一个负责任的领导干部来说，对数字也应有高度负责的态度。据了解，江苏省对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指标体系，其中最难的是“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”和“农民人均纯收入”达标两项。有一个市为了这两个数字的准确性，组织专门人员到全市一家一户统计，让农民自愿上报收入数字，最终他们得到了准确数。
        干工作需要统计学，反映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也需要数字。数字不仅反映一个部门、地区的工作成绩，更折射出一个人、一名党员干部的人品、官品和党性。一位统计部门的负责同志说，能否做到“不出假数”，是对国家是否忠诚最简单的判别。事实上，“不出假数”不仅是对统计人员的要求，更是考验各级干部是否忠诚的一块试金石。（姜圣瑜 高国春）